美国历史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著作《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势力的兴起》[1]，对游牧族群在中国北方的兴起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再检讨。书中充分吸收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广泛运用了近年来在中国、蒙古及中亚等地的大量考古发现，并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剖析了《史记》等历史文献的文本，从而摒弃了东北亚历史中“游牧农耕对立”或“华夏戎狄对立”的刻板印象，对诸多为人熟知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全新阐释，力求重构一幅更真实、更细腻的历史画面。

华夏民族同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个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课题，而北方游牧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更是重中之重。其中，秦汉之际，匈奴如何从战国间籍籍无闻的小部族神秘地一跃成为汉代中国最可怕的敌人，一直是历史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一问题中难点众多，对研究构成了很大挑战。首先，匈奴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同时期相关的汉文史料往往仅有只言片语涉及匈奴及其祖先；其次，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关于匈奴的记述不仅粗略，且有很大的想象成分，无法弥补早期材料的缺乏。以往学者的研究或者过分引申有限的文献材料，或者严重依赖考古学及人类学资料，由此导致其历史重构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至今为止，这一问题中仍有大量谜团未能解开。

近年来，中国北方地区古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今中国境内及境外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数以百计，出土遗物的种类和数量均颇为可观，从而为学者了解北方地区居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结构、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新资料。正是凭借着这些新资料，并将历史文献文本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著者完成了这部理论严整、考订精详、广征博引之作。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两个章节，每一部分、每一章节不仅时间上大致前后相继，而且内容上也彼此连贯，为下文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部分叙述了一个“由不同的物质文化所定义的边疆”（页5），即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边疆。著者的眼光并未局限于中国北方地区，而是将研究置于游牧族群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兴起的大历史背景下。第一章讨论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族群的一般起源，著者首先简短回顾了试图解释游牧生活方式的各种理论，并在对考古资料充分比对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一生活方式是由环境、技术和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存在单一的决定因素。第二章则着重论述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族群起源，著者并未将内亚草原的一般模式生硬地套用于北方地区，而是通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的综合考察，证明这一地区游牧社群的发展并不存在单一的线性连续模式，而是由西北、北部、东北等亚区中包括游牧、半游牧及定居等多种不同文化并存互动，经历了一个游牧成分逐渐增加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9世纪——前7世纪）农牧混合经济，牧业比例开始增大；第二阶段（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典型的斯基泰文化特征；第三阶段（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前期匈奴文化形成。著者充分显示了他对考古材料的娴熟把握，几乎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文中整合了各时期、各国考古人员以不同考古发掘技术进行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结果，报告所使用的语言涵盖了中文、蒙古文、俄文及多种其它欧洲文字。著者以其见地独到的考古分析，对大量研究成果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综合阐释，从而勾勒出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族群发展的基本趋势，认为中国早期的北方边疆是一个中原农耕地区与北方社会各族群生产方式、艺术、技术互相渗透的边缘地区。美中不足的是，著者对气候因素的强调不够，仅仅在叙述中一带而过，几乎没有使用近年来成果累累的古气候研究资料。[2]

第二部分从历史文献角度分析了华夏各国与北方诸族所居地区之间的文化边疆。著者敏锐地指出，中国早期历史文献所单方面构建的文明和野蛮社会的分野，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图景。为此，在第三章中，他将这些文本置于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之下，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层层分析，证明那些宣扬华夏的“文明”和戎狄匈奴的“野蛮”的话语，实际上是中原诸国赖以生存的政治和军事策略的一部分。现实中，这些国家与北方族群的关系存在敌对、联盟、政治平等、和平等多种状态。如此一来，著者就避免了以往研究中过于简单的选择性引用文献方式，而重新描绘了古代中国看待“他者”的观点。第四章是全书最具新意的一章，著者在认真解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证据，发现长城内外的所有考古遗址均为游牧或半游牧文化，汉文化遗址仅出现在长城上军队驻防的地方，从而得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长城所标志的并不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生态边界，而已经远远深入到游牧地区内部；修筑长城并不是为了保护原有农耕文明，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新近从游牧族群那里征服的土地；游牧族群并不好战，入侵的反而是那些所谓“文明”的中原王国，而这种侵略，也是战国时期以来扩张趋势的一部分。在本章末尾，著者试图将这种扩张的动因归结为由于铁制农具的采用，将原本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转化为可耕地。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中原诸国彼此实力相当，而北方族群实力较弱，征战更容易取得实利。

第三部分以匈奴兴起前后的重大政治事件为主线，描述了秦汉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政治边疆。在第五章的开篇，著者重新评估了以往从语言学、人类学及经济社会机制角度对匈奴族源及帝国兴起所作的种种理论假设，指出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历史证据支撑，目前确定匈奴的族源仍为时过早。关于秦汉之际匈奴帝国的兴起，著者则另辟蹊径，提出一种类似“冲击——反应论”的观点，即来自外部的挑战，可以使共同体的成员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共同边界，迫使他们进一步从文化上界定自我。秦入侵鄂尔多斯地区迫使匈奴北迁，导致部落内部出现政治和经济危机，促进游牧社会的军事化，以冒顿为代表的军事贵族为最大化其权力，在跨部落基础上实现政治集权，最终形成帝国，并于汉初在北方地区形成了两极世界对峙的局面。第六章首先重点检视了汉廷的和亲政策。以往学者往往认为和亲政策之所以不能奏效，是因为汉匈双方都将之视为长期交战背景下的权宜之计。著者经过对《史记·匈奴列传》、《天官书》及各《本纪》的考索，从汉匈政治体制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和平难以长久维持，主要原因在于游牧社会的分裂性结构与汉地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差别过大。汉地的将军们可以遵守盟约，而匈奴贵人们往往不受约束，随意劫掠边境。单于并不能象汉朝皇帝那样有效控制其下的各贤王、骨都侯，这就决定了汉廷和亲政策的初衷——确立单于的绝对权威，通过控制单于来控制匈奴——必然无法达成。此外，在分析汉武帝远征西域的原因时，著者考虑到了《公羊传》中所反映的天子权威、天命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弥足珍贵，但似乎对《史记》、《春秋繁露》等著作中的大一统观念关注不够。

本书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匈奴是如何被建构为文化上的“他者”。著者从史料获取、整合、史学史、史学观念等角度详尽分析了司马迁对匈奴的历史叙事。他介绍了汉初所积累的关于匈奴的地理、民族、军事等方面知识，说明了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和知识储备，以及他如何摒弃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神话地理学传统，代之以“经验的、描述的和信息导向的”的叙述风格（页255），在《史记·匈奴传》中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域外地理资料，以及相当准确的“民族志”风俗资料。此类关于《史记》历史叙事方式的讨论，对一般的域外中国学者固然有其必要，不过就其所占篇幅而言，创新性的内容并不多。但值得一提的是，著者专门指出，司马迁通过构建匈奴世系，在将其祖先纳入到华夏先祖体系中的同时，也将华夏与游牧社会的冲突追溯到了过去，这就减少了他所构筑的“他者”形象的陌生性，为两方的冲突搭建了一个合理的框架，也为此后的史家处理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提供了便利模式和刻板印象，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尽管本书各个层面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书末词汇表和索引的编制也远非完备，但这些不过是白璧微瑕。无论是在历史文献的文本分析上，还是在如何更充分利用考古学、人类学等其它学科材料方面，这部著作都为后继历史学者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范，无疑将成为今后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研究领域的地标之作。